2016年3月，江西省修水縣人民醫院發生一起因嬰兒死亡導致的醫療糾紛。記者在醫院調查時，自稱分管醫療糾紛的副院長黃某說，“記者是最壞的，比縣里領導還壞”“如果社會沒有記者，社會不是這個樣子，天下就太平多了”。輿論場上不時出現關于記者超出職務的監督行為報道，暴露出幕后種種亂象，對新聞記者形象更是造成嚴重損害，輿論場上甚至流傳著“防火防盜防記者”的段子。

新聞記者形象因何受到損害？行業發展存在哪些問題？該怎樣樹立和維護新聞記者群體的整體形象？這些問題值得廣大新聞記者和新聞機構深思。

記者承擔多重社會角色

需合理厘清職責邊界

輿論場上，拿筆桿子的記者被寄予了太多的期許，集新聞真相的報道者、社會輿論的引領者、主持公道的評判者等角色于一身。這裹挾了一個記者平凡的人生，往往容易模糊職業理想與本職工作的界線，使之成為一種難以把握的平衡，其中雖然多是職業擔當的體現，有時也難免突破記者職責的邊界。

維護社會公平正義，推動冤假錯案重審，是優秀新聞記者職責擔當的體現之一。新華社記者湯計在近10年里堅持不懈推動呼格吉勒圖案重審，最終使案件得以平反昭雪。這起引發舉國關注的重大輿情事件，是記者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濃墨重彩的一筆，獲得了社會輿論的支持與稱贊。

微博微信等自媒體的出現，為以筆桿子為業的記者提供了更多的表達渠道，可以通過自媒體發表更多超越所在媒體容納范圍的言論，為實現職業理想找到一條新的路徑。經過認證的記者自媒體因記者的個人職業和所在媒體的背景，其言論在輿論場上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更大的影響力，記者的職業理想、表達欲望得到增強，使其更多且更直接地參與到輿論爭議和輿論監督中來。

在此過程中，少數記者利用自媒體平臺，做出了超出職務的監督行為。例如，過多地從個人視角出發，片面考慮社會問題；情緒化嚴重，對敏感問題表達過激；擅自泄露內幕消息，公開未經證實的涉腐問題；不加深入調查，對政府部門的行為隨意發表否定和批評言論；憑借主觀臆斷，捏造事實攻擊社會現象等。這些以自媒體名義出現的所謂輿論監督行為，一些甚至在輿論場上形成了較大的負面影響，給當事各方帶來很大困擾。記者此類言行盡管只是個別少數，卻給整個記者群體帶來重大形象損害。

記者的職責是有邊界的，不是無限放大的。對于依托于所在媒體而存在的記者來講，其言行應保持在媒體可以容納的范圍內，經過認證的記者自媒體，其言論既已經過媒體身份的背書，則不能脫離所在媒體的背景，所在媒體也不能免責。對此，媒體對記者固有愛護之責，也應有必要的紀律約束，職責邊界不能輕易突破，這是對記者的約束，也是愛護，同時也有利于維護整個記者群體的形象。

輿論監督彰顯職業價值

秉持公心才能贏得民心

輿論監督是記者的一項重要職責，也是當代媒體的重要價值所在。不過，記者履行輿論監督職責往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，有的記者甚至因此遭受辱罵、扣押、毆打等。

《人民日報》曾刊文認為，“時至今日，依然有不少領導干部戴著有色眼鏡看待輿論監督，視監督為抹黑。當自己治下發生公共事件，往往不首先檢視自己工作的缺失，而把問題歸咎于媒體找茬。”的確，在很多人眼中，記者是“麻煩制造者”。處在采訪一線的新聞記者通常是輿論場上的主要議程設置者，他們采訪什么主題、報道什么人物、反映什么現象，決定了受眾的眼睛能夠看到什么。如果記者只是歌舞升平而忘記百姓冷暖，對污水重霾等視而不見，就不會被稱為“麻煩制造者”，但百姓對公平正義、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會打折扣。

不過也要看到，有的記者在履行輿論監督職責中沒有能夠很好地遵守職業紀律，有的自恃有采訪“特權”對相關部門居高臨下，有的傾向性采訪“拉偏架”，有的選擇性監督謀私利，甚至有的敲詐勒索、有償不聞。凡此種種使輿論監督變了味，也常為公眾所詬病。記者手中握有媒體，受到公眾的高度信賴，不容些許私心。記者只有秉持公心才會贏得信任，“記者是最壞的”這樣的評價自然就沒有市場。

媒體盲目袒護涉案記者

不利于改善行業形象

不可否認，少數新聞記者用非法手段獲取新聞線索，道聽途說傳播“內幕”消息，收受賄賂牟私，突破了道德底線，走上了犯罪道路。這些害群之馬本應成為新聞業打擊的對象，而有的媒體機構卻在事發初期盲目袒護記者，待水落石出后又不得不出來道歉，使媒體的公信力大打折扣，令輿論對整個記者行業的認知出現偏差，進而加深誤解。

媒體記者因職務行為違法犯罪，在輿論看來其所在單位不可免責，而相關單位以職務行為為由替涉事記者辯護，則又暴露出媒體“特權”思想作怪，更犯了輿論大忌。如今的輿論場上，特權猶如過街老鼠，是人人喊打的對象，以“特權”相辯，無疑更易激起民憤。

媒體不是法外之地，記者沒有特權。新聞機構既有對記者的監督指導之責，更應依法行事，對記者可能涉嫌違法犯罪的情況，必須積極配合有關方面的調查，站在公允的立場進行正面回應，理清事件的原委，厘清媒體與記者的責任，使媒體成為袒護個別記者的工具。

也要看到，當有的記者卷入犯罪案件的時候，媒體同行常常不假思索地站到涉案記者一邊，以種種引申演繹曲解法律，為涉案記者辯護，而隨著案件落定，輿論對此種辯護則嗤之以鼻，進一步加深了對記者群體的負面印象。

記者要與公眾同頻對話

莫要“養在深閨人未識”

在很多人眼中，記者報道重大會議，采訪政要高官，對話明星大腕，掌握話語權，評點天下事，人人見了都要禮讓三分，卻不知道這華麗背后的付出。

每年的央視“3·15”晚會已經成為我國最具影響力的消費者權益保護節目，而這背后則離不開一批記者冒著風險進行的暗訪，即使節目播出后，仍要隱身于舞臺背后。一位記者自述道：我們精神上沒有更多的追求，惟一的滿足就是所有的消費者和觀眾對晚會有一個好評或者是點贊。盡管這一節目還有不足，但其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意義卻不容低估，記者則是幕后的英雄。

在當前社會轉型期，各種矛盾錯綜復雜，各階層民眾利益訴求頻繁，以“鐵肩擔道義，妙手著文章”為職業理想的記者，承擔了更多的責任與壓力，在深挖事件真相的過程中，常常會得罪權勢人物，隨時面臨著人身和職業風險。而記者作為新聞傳播者，對自身形象的傳播卻不多，形成了記者職業群體與公眾之間的信息不對稱，公眾更容易被一些涉及記者的負面事件所影響，進而忽視了記者群體的付出和價值。

因而記者在架起公眾與世界橋梁的同時，也要架起媒體與公眾溝通的橋梁，讓雙方在同一個頻道對話，讓其感受自己的真實世界，莫要“養在深閨人未識”。輿論始終支持那些秉持職業初心的記者，這樣的正面形象不斷放大，將有效化解負面輿論，融合記者群體與公眾的關系。

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，在新的時代條件下，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職責和使命是：高舉旗幟、引領導向，圍繞中心、服務大局，團結人民、鼓舞士氣，成風化人、凝心聚力，澄清謬誤、明辨是非，聯接中外、溝通世界。歸根到底，記者群體只有牢記使命職責，真心服務人民群眾，才能不斷改善職業形象，獲得人民群眾的信賴。